大侠千古，满屏刷“金”。偶然翻到1987年9月21日《天津日报》刊登的电影广告及鸣谢公告，发布方为《江南书剑情》《戈壁恩仇录》摄制组，明眼人一看便知，这两部影片原是同一部电影的上下集。这标志着内地影人首度根据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电影，即将登陆银幕，开启了金庸武侠与内地影视结缘的序幕。

         这则不算冗长的公告中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鸣谢名单里的一抹“金融亮色”——“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市分行”“天津市工商银行和平区办工业信贷科”“天津市西郊区农业银行李七庄营业所”“天津市河北区保险公司”等多家金融单位赫然在列。38年光阴流转，当年这些银行、保险公司究竟为摄制组提供了何种支持，是资金赞助、专项贷款，还是创新融资，如今已无从查考。但一个细节耐人寻味：银行将影视制作相关服务归口至“工业信贷科”，这看似不经意的分类，或许正是那时的银行人，悄然触碰“电影工业化”理念的最初尝试，与好莱坞成熟的影视工业体系，埋下了跨越山海的伏笔。

         这部改编自金庸经典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的上下集银幕巨制，从筹拍到问世，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波折与故事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金庸小说尚未正式引进内地，却已通过盗版书籍、小报杂志等媒介悄然流传，迅速掀起一股席卷大江南北的武侠热潮。而金庸作品与内地的正式结缘，恰恰始于天津——先是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被授权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成为首部正式登陆内地的金庸作品；再是同名电影由天津电影制片厂牵头投资拍摄，成为内地首部金庸武侠改编影片。

         彼时的天津电影制片厂，正处于从科教片厂向故事片厂转型的关键时期，急需一部有影响力的作品打开市场、实现经济上的“翻身仗”。大红大紫的《书剑恩仇录》自然成为首选，而金庸先生也欣然应允授权，为影片的诞生奠定了基础。尽管有政府部门、金融机构、企业单位的多方保驾护航，但影片的筹拍之路依旧一波三折。

         1984年，刚挂牌不久的天津电影制片厂计划与香港一家影业公司合作，力邀因《垂帘听政》《火烧圆明园》声名大噪的香港导演李翰祥执导，无奈筹备期间，李翰祥与合作影业公司理念不合、矛盾频发，合作只得告吹。天津方面随即调整方向，改请刚凭借《投奔怒海》斩获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许鞍华接棒执导。起初，金庸先生承诺亲自撰写剧本，可最终交付的却只是一份故事大纲，摄制组只得紧急组建全新创作班子，这也才有了报纸广告上“许鞍华、郭凤岐、秦洗心”的联合编剧署名。

         演员选择上，剧组最初属意曾在电视剧版《书剑恩仇录》中饰演陈家洛的“流量小生”郑少秋，邀请他跨界出演乾隆皇帝，奈何郑少秋的巨额片酬远超天津电影制片厂的预算，只能无奈放弃。最终，剧组敲定内地“戏骨”达式常饰演乾隆，用扎实的演技撑起了角色。

         历经诸多波折，1986年3月，摄制组在苏州正式开机。为还原金庸笔下的江湖意境，剧组辗转江苏、浙江、上海、新疆、山西、河北、北京、天津等多地，在苏州拙政园、杭州六和塔、承德避暑山庄、北京故宫等知名古迹实景拍摄，将内地的锦绣江南与苍茫戈壁完美融入影片之中。1987年初春，影片终于在天津红桥区顺利杀青。

         与当时纯港式武侠电影相比，这部作品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——内地自然风光的巧妙叠现，拳拳到肉的真实武打设计，再加上金庸原著的深厚底蕴，让影片充满了独特魅力。由于影片时长过长，上映前被分为上集《江南书剑情》和下集《戈壁恩仇录》先后登陆影院，成为一代观众心中难以磨灭的武侠记忆。